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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权利内容进一步明确和体系化的规定，兼顾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的同步完善，可更妥善地对公共数据开放活动进行约束与引导，增强权利主体的参与、监督能力。

比如，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首先充分尊重用户的意志自由，其次基于特定目的划定不得应用的一些禁区(比如美国严禁政府部门使用)，继而对违背前两条规则的违法主体规定严格的惩罚措施。此类挑战，已然成为各国人工智能公法规制的普遍难题，也考验着各国监管主体的治理智慧。

而且，此类风险规制职能，只能由政府来承担。丹妮尔·西特鲁恩(Danielle Keats Citron)等主张，正当程序应该要为此类人工智能评分系统可能带来的歧视提供基本保障，监管者应当可以检测系统以确保其公平性和正确性，个人有权要求纠正对他们进行错误分类而带来不利影响的机器决策。(58) 四、美国人工智能规制的公法路径 近些年来，美国法学研究对于人工智能监管提出了多种法律监管思路，笔者把它归结为三大类：一是立法性路径。区块链智能合约简化了申请执行的立案流程，便利了当事人并促进了法院审判与执行的有效衔接。其实，尽管美国学者普遍认为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导致的系统的外部性，应当采取立法方式予以规制，但是，其主流意见并不主张在联邦层面制定一部统一的监管性法律，更多的是寄望于州层面的相关立法或者政府部门的监管指南和监管通告发挥引导、预防和管控的作用，并最终依靠司法裁判来进行审查、纠偏和救济。

曹险峰：《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人格吗》，《地方立法研究》2020年第5期等。此外，无人机还可能窃取国家机密、侵犯个人隐私、造成噪声污染等，损害国家利益和个人权益。(41) 奥地利有关行政处罚的便宜主义规范主要规定在《奥地利行政处罚法》第二编行政罚程序法第34条，行为人或被告所在地不明时受理官署应尽可能予以查明或追踪，如继续追诉预知其无结果，或调查费用之支出，与被告行为所引起公益上之损失不相当时，应即停止侦查。

所以，行政机关必须加强便宜原则的适用，以期打破恶法亦法的逻辑。(96)裁量行政与羁束行政是行政行为的基本划分，作为控制行政权运作的重要法律原则之一，行政自我拘束只能适用于裁量行政领域，因为唯有在此领域才有适用该原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91)实现平等是行政法的任务与目的，随着《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平等原则作为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已逐步在行政法领域中得到确立。在处罚法定原则的框架下，立法通过制定控制行政行为的规则，包括颁布规制、标准、目标或某个‘可理解的原则来实现对行政权的严格控制，以致沦为执法机器的行政机关仅仅只是执行这些形式规则的传送带。

(64) (二)处罚应追求个案正义 正义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具体可以分为普遍正义和个案正义。换言之，便宜主义并非是对违法事实的认定问题便宜行事，而主要是对处罚措施的合理化选择。

⑨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等：《行政法》(第2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35页。一方面，便宜主义应当适用于所有处罚方法和处罚额度，并无所谓罚锾种类限制和三千最高额度限制，因为影响名誉之处分和警告性处分在性质和程度上未必比罚锾严重，没必要只限定在后者。(75)所谓合义务，即规范和控制裁量权，制定法的作用有限，因为制定法既然赋予了行政机关裁量权，它就不可能再对授权机关裁量处置的事务做更进一步明确的规定，否则行政裁量就无裁量可言。行政法治对于便宜主义的态度变迁顺应了法治的发展规律，体现了对行政法治本身认识的不断深化，也表明便宜主义内生于行政，或者说与行政法治相伴而生。

(71)参见[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8-89页。(88)然而，上述三分法有重叠之处，尤其是适当性原则被很多学者认为不应放在比例原则内涵当中，作为宪法位阶的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具体化，用禁止过度原则似乎更为妥帖。(65)然而，一项正义的抽象的法律规范，当它适用于个案时，理应获得正义的结果，这是法律规范存在的基础。(31)赵宏：《法治与行政——德国行政法在法治国背景下的展开》，载《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129页。

(四)便宜原则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行政处罚的目的，理论上素有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区分。(102)参见庞凌：《法律原则的识别和适用》，载《法学》2004年第10期，第34页。

由于行政各领域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性，不同领域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的不良影响又有所不同，所以行政处罚在各个领域所需要的便宜裁量空间之大小和范围有所不同，这就要求立法审慎判断，尤其注意不得侵犯便宜原则。(47)另一方面，微罪不罚确实可以成为行政处罚便宜主义的证成理由，但如果将二者等同，便宜主义将会与决定裁量之类的概念内涵产生混同而走向式微。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5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89)所谓禁止过度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限制个人利益的手段与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之间进行权衡，以选择一种既为实现公共利益所绝对必要，也为对相对人利益限制或损害最少的手段。应当注意到，在我国法制体系中，处罚中体现便宜主义精神的规定很多，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4条、《土地管理法》第74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6条、《税收征管法》第72条、《传染病防治法》第69条等。(86)参见陈清秀：《行政罚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适用该原则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有行政惯例存在。基于便宜主义，警察机关虽然一如往昔受法的拘束，如自然法原则、帝国宪法、法律或公益，但只要以秩序维护、国家的富强或国民福祉等为理由来行使‘警察统治权(Polizeigewalt)，便可随时发动、变更或终止其行政权力，因而在行政便宜主义理念主导下，行政法在当时被视为行政机关自由创造的空间。

⑦参见陈清秀：《处罚法定主义》，载廖义男主编：《行政罚法》，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72页。(13)参见洪家殷：《行政罚》，载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815页。

这一规定确立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73)参见[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朱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49)参见邓子庆：《处罚前三名彰显执法智慧》，载《法制日报》2012年10月26日，第07版。(一)警察国的出现与便宜主义的诞生 行政便宜主义起源于德国历史上警察法中有关警察权行使的原则和规定。

海关缉私条例第45条规定，依本条例规定应处罚锾之行为，其情节轻微者，得减轻或免予处罚等。其一，便宜原则虽然以实质法治为追求，但仍然以形式法治为根基。⑥行政处罚是典型的侵益性行政行为，直接关系到相对人的人身自由、生产经营和财产权益。二、法治国的发展与便宜主义的演进 行政法的发生与发展与法治国(Rechtsstaat)思想的演进有密切关系。

李震山：《行政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397页。现代社会，行政的发展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多重面向。

(77)另一方面，法的安定性与明确性原则依赖处罚法定原则实现，要求行政机关恪守违法——处罚的因果必然逻辑，从而维护法律及其秩序的有序性和稳定性。禁止恣意原则起源于德国，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德国《基本法》第3条第1项解释为禁止恣意原则：如果一个法律上之区别对待或相同对待不能有一个合乎理性、得自事物本质或其他事理上可使人明白之理由，简单地说，如果该规定被认为恣意时，则违反‘平等原则。

此外，《德国违反秩序法》第56条规定：对轻微违反秩序行为，可以由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予以警告并征收5至75德国马克的警告罚款，如果给予不附加警告罚款的警告不足以警戒，行政机关可以给予附加警告罚款的罚金。第20条规定有特殊减轻原因时，官署得将行政法规规定之拘留罚，易以行政逾越者经济能力相当之罚锾或住宅禁足。

(60)因此，所有法律都应该受到目的的支配，目的必须正当。⑦ 《德国违反秩序法》第47条第1款规定，追究机关通过与其义务相符的裁量对违反秩序行为进行追究。社会秩序维护法第29条规定，违反本法行为之情节可悯恕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99)参见应松年：《从依法行政到建设法治政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5页。

(75)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26)陈新民：《法治国公法学原理与实践(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95)参见周佑勇：《行政裁量的均衡原则》，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129页。2021年1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通过了《行政处罚法》，自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恰好以此为契机，总结《行政处罚法》施行25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探讨行政处罚的便宜原则。

④行政的发展意味着行政裁量的发展，如查尔斯·小科赫所言，行政法被裁量的术语统治着。③参见[美]朱迪·弗里曼：《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毕洪海、陈标冲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4-35页。